声声啼叫穿透密林，在山谷中回荡。那是川金丝猴在呼朋引伴。在地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的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这样的声音每天都会响起。川金丝猴是我国特有的珍稀灵长类动物。在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川金丝猴种群数量达1700多只，是国内川金丝猴种群数量最大、密度最高、最具代表性的保护区。随着群众保护意识日渐增强，当地生态环境逐年向好，生态多样性持续改善，川金丝猴数量稳步增长。日前，记者走进这片山林，寻找这一变化的答案。接力巡护：见证生态环境一天天变好唐玉林能听懂川金丝猴的叫声：哪些是公猴在警告，哪些是母猴在唤崽，哪些是小猴在玩耍。今年58岁的唐玉林，是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川金丝猴研究中心监测队队长。22岁时，他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巡护的接力棒，已经和川金丝猴打了36年交道，被人称为“猴王”。谈到自己负责巡护的王家山区域，唐玉林打开了话匣子：“这里生活着168只野生川金丝猴，分为7个家族。这只体形不大，却实力惊人；那只嘴巴下边凹进去的，叫‘招财’……”他一边介绍，一边用手指引着记者在林间辨认，就像在介绍自己的老朋友。这些年，唐玉林见证了川金丝猴活动范围的扩大、食物种类的增加，也看见了过去很难见到的绿尾虹雉、林麝、斑羚等动物。“说明这里的生态环境一天天在变好。”唐玉林说。在唐玉林的影响下，侄子唐小刚也成为一名川金丝猴监测员，这样的监测员保护区共有12名。还有33名一线巡护人员，负责全域生物多样性监测。过去，巡护人员靠的是脚、眼、笔，如今，他们手机里装上了“智绘自然巡护”系统，可以更便捷地录入相关信息和定位。此外，保护区布设了79台红外相机、32套实时监控设备、4台巡检无人机和10套电子界桩。“巡护工作比之前效率更高、精度更高。”唐玉林说。“祖辈靠山吃山，靠的是砍树。我这辈还是靠山吃山，但靠的是保护生态。”唐小刚说。自然教育：让下一代懂得如何守护自然树梢上，几只川金丝猴正梳理毛发，幼猴紧贴母猴，好奇地向不远处的山间小路张望。那里，一群身着校服的孩子正认真听老师讲解，脸上难掩兴奋与好奇。这是一所当地小学正在开展自然教育课。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副主任汪文介绍，保护区开展自然教育已有3年，九寨沟县多所中小学参与其中。“把生态教育课堂‘搬’进保护区很重要，我们这一代人不仅要守护好生态，更要培养好下一代人，让他们懂得为什么要守护自然、如何守护自然。”汪文说。除了参观科普馆、亲手制作植物标本等常规活动，学生还可以进山，近距离观察各类植物和动物。“这种贴近自然的教育方式，让孩子们有了更丰富的学习体验。”汪文介绍。担任自然教育导师的除了保护区工作人员，还有来自四川农业大学、西华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师生。“这里海拔落差大，植被资源丰富，多所院校在保护区设立了科研基地。我们负责采集一手数据，他们负责深度研究。”汪文说，这些科研合作不仅提升了保护区的科学管护水平，也为自然教育提供了更扎实的素材——孩子们听到的讲解，不再是零散的知识点，而是基于长期科学监测的扎实研究。生态红利：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过去，保护区周边有不少村民靠砍树卖木材为生。上世纪90年代当地全面禁伐后，许多人选择外出务工。如今，情况发生了改变。保护区与相邻5个乡镇、17个村（社区）建立社区共建共管委员会，推动环境保护、自然教育、生态旅游等工作，既规范了保护区管理机制，也为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以九寨沟县白河乡为例，目前共有32名生态护林员在保护区工作，将于6月底对外营业的生态河谷漂流项目，还将提供45个工作岗位。保护区的生态越来越好，川金丝猴成了这里的名片，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过去村民并不在意村里的环境卫生，现在各家各户不仅把自家周围收拾得干干净净，还特别重视村庄的总体环境。”汪文说，“村民们打心底明白，环境好了、游客来了，收入也就提高了。”“保护区对白河乡旅游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明显。”白河乡乡长黄卫介绍，不少村民看准商机，办起民宿、售卖当地特产，目前全乡共有民宿房间700间，“去年全乡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0万元。”周边村庄还建起生态果园。白河乡太平村现有400亩矮化密植苹果园。眼下，5个品种的苹果长势正好，预计今年产量可达40万公斤，采收季节能为务工村民带来约2400元的人均收入。黄卫介绍，当地正依托果园推动农旅融合发展，打造果园观光、采摘等项目，“体验更丰富，相信来的人会更多。”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不是孤例。在中国，像这样的地方还有很多。在每一片被守护的山林背后，都藏着一个朴素的道理：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编辑 辛婧

(二)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无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

本次采购的预算价，是采购人经市场调查等过程后，对项目实施产生的费用编制的合理价格。为了避免价格的恶性竞争，确保整体项目的质量和服务，如评审小组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的报价(异常低价三种情况：1.投标(响应)报价<全部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平均值×50%，2.投标(响应)报价<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次低报价供应商投标(响应)报价×50%，3.投标(响应)报价<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有可能影响服务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供应商应在接到评审小组通知后的1个小时内提供以下支撑证明材料(包含但不限于)：

过去三年里，冯翊反复在做一个梦，与一头母猪有关。那头母猪双眼皮，眼睛又大又圆，水汪汪的。在梦里，它流着泪问冯翊，为什么不救它，为什么要这样对它。27岁的冯翊是福建一家养猪场的猪二代，2022年底他选择继承家业，开始在猪场轮岗。2023年初，他曾照顾过这头产后瘫痪的母猪。在讲究极致资源利用的养殖场运行体系里，得了重疾、难以医治且无法产生经济效益的猪，最终都会被处死。但母猪才刚刚分娩，还有9头小猪需要哺乳，冯翊便把它留下来照顾了三周，每天用瓢一口一口喂饲料给它。母猪有很强的求生欲望，吃饭时眼睛睁得很大，偶尔有饲料洒落，也会使劲伸出舌头舔舐。但即便如此，等到小猪断奶，不再能生产的母猪就不具备利用价值，面临被处死的结局。厂里的老职工用注射氯化钾的方式结束了它的生命。比起安乐死药物，氯化钾成本更低，但也给动物带来极大痛苦。冯翊本想摸摸母猪的头，但怕人笑话，于是蹲在地上与它对视，“希望它投胎去个好人家。”他时常感到愧疚，“我在利用它，在道德上我不高尚，在处死它的这件事上，我做得也不完美。”冯翊面对的只是整个动物产业的冰山一角。在集约化养殖场里，会处死大量因生病或残弱而被淘汰的动物，且通常是以一种非人道的方式——包括用力摔在地上、将动物撞向栏杆、用铁棒打以及用钢头鞋踹。事实上，消费者在市场里购买到的一块块切好、干净的肉背后，是一套包括育种、繁殖、饲养、运送、屠宰、包装、分销的系统。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套运行机制里，动物是何种方式被对待，养殖场的一线从业人员，又是如何承担这一残酷之面。过去一年，冯翊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在猪场的真实经历与观察，逐渐让更多人开始正视动物福利与从业者的道德损伤。冯翊在养猪场。受访者供图 为何要摔死小猪崽最近，冯翊开始“刻意”地在来访猪场的记者们面前演示如何处死一头小猪崽，试图借此告诉公众，基层养殖人员这个不被社会所关注的职业，承受着怎样的心理压力。尽管记者们是被他身上的另一面所吸引，海外留学、干过互联网大厂，找不到工作最后回家养猪。现在他已经可以很熟练地完成这个动作——把小猪举起来，重重往地上一砸。这一下通常摔不死，活力强的小猪会在地上挣扎，发出哼唧哼唧的声音。冯翊会把小猪扔到猪圈的角落，用脚上穿的钢头鞋结果它。在工厂里，资源是有限、需要被极致利用的，包括用来赚钱的动物。作为养猪场老板的儿子，冯翊很能理解这套商业逻辑。他所在的养猪场里，通常一头母猪能产下18头小猪。但母猪只有14个乳头，这就意味着有4头小猪无法争抢到奶水。最开始，养猪场会对弱猪进行人工干预。冯翊会像抱着小婴儿一样把小猪放在怀里喂奶。每次冯翊路过，这些他喂过的小猪会像小狗一样屁颠屁颠跑过来，仰着头拱人，舔他的手。但这种情感联结在效益面前没有任何作用。冯翊并不能决定这些由他亲手照料、已经拥有感情的小猪的生死。体重与生长速度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每天，养殖员都会巡查圈里小猪的生长情况，被判定生长潜力过低的小猪会被处死，“把这头浪费一个乳头的小猪处死，其他猪喝的奶不就多了？”第一次摔猪是2022年，冯翊刚进养猪场的第二天，一头小猪得了关节炎，但治疗两周都未好转。同期进猪场的女生因为不忍而拒绝，但冯翊照做了。即使接过小猪时他的身体在发抖，但他是老板的儿子，也是不能袒露脆弱的男性。彼时冯翊还没来得及思考这件事的分量，他只是觉得人生很失败，两年前他还坐在写字楼里，现在却在杀猪，对于这个职业他没有丝毫认同感。产房里每天都有小猪出生，这些小猪里有一半会被母猪压死，剩下一半的幸存者里，又会有一半的小猪会被淘汰。按照这个比例，冯翊基本上每个星期就要处死三十头小猪。“这些动物不过是没有生命的商品。”在摔猪训练中，冯翊逐渐学会了用这样一套观念说服自己。这让他撑了下去，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完成自我说服。2025年7月，动物医学专业的李叶被分配到贵州一家养殖场实习。在这里，处死弱猪的方式是抱住它，然后狠狠往栏杆上砸。李叶不敢看，也不敢做，但小猪痛苦的叫声仍然会传进她的耳朵里。最后，没有完全死亡的弱猪会在麻袋里轻微扑腾，被拉到猪圈外，拿出来一排排摆好、用油性笔标号、拍照登记。李叶所在的养殖场同样践行着“长得太弱的小猪、生不了小猪的母猪”都要被淘汰的规则。但李叶发现，一些母猪的死亡常常与它们的生存环境相关联。有的是因为吃了发霉饲料，胃胀气而死；而在生产中死亡的，则多与瘫痪有关。瘫痪的背后，一方面是饲料长期缺钙导致的营养不良，另一方面也与它们有限的生存空间有关。自7个月大、性成熟后，母猪便被关进只有六十厘米左右宽、无法转身的限位栏，长期只能趴着或躺着，后肢慢慢变成“八字形”，导致瘫痪。而一旦在瘫痪状态下生产，母猪“几乎就废掉了”。养猪场的配种部门，母猪通常生活在狭小的单体栏中。受访者供图 李叶见过因此奄奄一息的母猪。她的主管曾申请购买安乐死药物，好让它少些痛苦，但老板不舍得，说“饿死就好”。两人于心不忍但又没有办法，只能偷偷给母猪喂点水，直至两个星期后母猪死去。这位在养殖场工作了20年的主管告诉李叶，即使已经习惯了一些残酷的画面，“还是不能理解，老板为什么不可以花一点点钱去避免一些东西。”李叶也曾问过同事，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但大多数人都表现出习以为常的样子。只有少数女性员工告诉她，一开始也不忍心，“但是你干这行的，你又得这么做。”在养殖场，平均一个人照顾几千头猪，工作量极大。而在这样闭塞的环境中，人很容易失去耐心，常常将动物作为情绪发泄的工具。因为长期接触粪水，李叶的手指关节处全是裂开的小口。每次强迫猪移动时，瘦弱的她就得硬着头皮用力提，手和腰常常被拉伤，腿也被猪踢得青一块紫一块。她曾亲眼见到一头健康但有些倔强不肯动弹的猪，被失去耐心的同事用木棍、铁锹轮番击打，但这头猪硬生生活了下来，不过它得了肺部疾病，晚上李叶能听到它发出的沉重呼吸声。同样情况也发生在其他集约化养殖场里。4月底，冯翊与朋友来到广东清远的一家养鸡场里进行动物福利考察，一只骨折的鸡在地上无法动弹。如果选择治疗，费用甚至会超出卖出鸡赚得的利润。如果无人处理，这只鸡的结局是在没吃没喝中死去。“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鸡处死。”冯翊说。当着记者的面，他把这只鸡拎了起来，用力扭断了鸡的脖子，“这个时候人心越软，它越痛苦。”“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从业者每天在经历的事情，有的时候一天要经历十几二十遍……但这个负担等于是加到了我的身上，也加到了一些从业者的身上。”冯翊边说边把鸡丢到地上。其他鸡围拢过来，对着死去的同伴啄了几下，飘起几根羽毛。冯翊在养鸡场里处置一只骨折的鸡。金晶 摄 集约化养殖场的选择处死小猪，不仅因为养殖场中有限的资源，还与整个集约化养殖场的运转方式有关。本质上，这是一个有着严格节奏、进行批次化生产管理的动物蛋白与脂肪的生产工厂。一头种猪的一生，大致要经历配种、分娩、育肥、屠宰几个流程。生活在限位栏里的母猪在配种部门被授精、怀孕，临近生产时被赶到空间稍大的产房分娩、哺乳。大约8周后，小猪断奶，母猪再次回到限位栏，等待下一次授精，如此循环。而合格的小猪们，则会被送往育肥部门，养到几百斤后，坐上卡车去往屠宰场。为了防止病毒交叉感染，集约化养殖场执行“全进全出”的管理模式，即同一批次的小猪一起进、一起出，不同猪舍的猪不能混养。这意味着时间节点是刚性的。出生8周后，所有的小猪必须离开产房，“不管是活着离开，还是死着离开。”因为猪圈数量有限，要立刻冲洗，否则下一批母猪就没有干净的猪舍分娩。体重不达标的小猪无法转入育肥部门，留在产房里继续喝奶又可能对新出生的小猪造成感染。处死，便成了唯一的选择。生活在这里的人，也同样被纳入这套严格的生物安全管控之中。集约化养殖场通常实行封闭式管理，两三个月才能轮休一次，进出均需先隔离2天3夜。员工每天进出猪圈都需洗澡，平均下来一天要洗四次，一些养殖场甚至要求员工上传挤了洗发露的头发照片以证明自己。这种集约化养殖模式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的动物实验。当时，人们将大量动物圈养在狭小空间内，统一投喂饲料。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这种模式很快被美国养鸡业采用，并逐步推广到欧美的猪、牛、羊等经济动物养殖中。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政策扶持下，中国的集约化养殖开始起步。政府出台一系列激励政策，支持建设饲料厂、引进国外种畜。地方政府也通过税收减免、优惠土地租赁费等手段，推动畜牧业及其配套产业发展。有研究者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与中国畜牧业年鉴推算，1980年至2010年间，中国人均动物性食品消费量中，猪肉增长了2倍，牛肉增长了13倍。2025年，全国猪牛羊禽肉总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人均肉类占有量为72.3公斤，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平时，这套节奏严丝合缝，维持着养殖场的高效运转。但一旦疫病来袭，流转就会被迫中断。长期关注动物议题的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环境政策专业博士秦季，将疫病视作对集约化养殖体系的一次压力测试，“我们经常说感谢农场动物，但是一旦有疫情发生，这些动物完全没有存活的余地，连治疗的基础设施也没有。”2020年冬天，大专毕业的胡松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经亲戚介绍进入了河北一家大型连锁养殖场工作，却没想到碰上猪瘟，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黑暗的半年。刚来一个月，胡松所在的单元爆发了猪流行性腹泻病毒。为了避免传染，怀孕的母猪无法转入产房，只能在限位栏里生产，许多小猪顺着栏后的黑色小洞掉进了粪坑。胡松打开粪坑盖，里面漂满了白花花的小猪，几乎无一幸免。这是他第一次认识到养殖场的残酷。疫病迅速扩散，产房也检测出猪瘟阳性。因为人手不够，胡松被调去帮忙，“噩梦开始了。”第一天，胡松被要求处死检测出猪瘟的大猪小猪。剩下健康的小猪，胡松精心照料了一个月，眼看逐渐长大，却又收到全部处死的通知，老板告诉他，“没有人会要这种猪，留下来也是浪费饲料。” 胡松很抗拒，“我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杀。”但身边人劝他，不杀就会死更多猪，他没有办法，只能咬着牙照做。胡松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刽子手。猪圈里几乎快没有下脚的地方，满地都是死猪。他也被隔离，搭了张简易床睡在潮湿的猪圈里。猪瘟期间，胡松睡在猪圈里。受访者供图 坚持了半年，胡松再也无法忍受，最终选择离开。生活中的他养着一只小猫，对动物有着本能的亲近。这几年，他一直活在懊悔之中，偶尔在社交媒体刷到与养殖场有关的内容，那段痛苦的记忆又会重新浮现。处置动物还有哪些更人道方式如果一定要处死动物，是否有更人道的方式？以安乐死为例，一位曾在养殖场工作十年、后来转行做兽医的员工估算，处死一头四百斤的母猪，成本至少需要100元。转行之后他才意识到，许多当年被自己处死的动物其实都可以救活，但治疗成本至少也要一两百元。因此，养殖场一般选择用氯化钾、消毒液等更便宜的药物替代。另外，安乐死除了药物成本，还包含专用器械费用与麻醉药物管理的人力成本。“把那头小猪从猪圈里拎出来摔死，可能5秒钟就够了，但安乐死可能要花两三分钟。”冯翊解释，这也是时间成本。目前动物保护领域推崇的人道处死方式是通过惰性气体快速、尽量无痛地使动物窒息死亡。冯翊曾向朋友询问麻醉气体的价格，对方告诉他，氩气价格是氮气的1.7倍，氦气“建议不要考虑，最近一天一个价”。一家气体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市场价氮气、氩气、氦气分别大约60元、70元、400元一立方米。但在猪肉价格持续下行的背景下，“200斤的猪肉也就能卖个一千块钱”，企业很难接受这笔额外开支。冯翊打消了这个念头。长期走访台湾养殖场与屠宰场的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副执行长陈玉敏也观察到，“养殖场更愿意把成本花在能养活卖钱的动物身上。”目前，冯翊所在的养猪场能做的是在厂内建立起零成本的规范，比如禁止暴力赶猪，鼓励员工互相监督，违者将会被严肃处理。成本之外，执行层面同样存在困境。养殖场里直接处理动物伤病和死亡的，大多并非专业兽医，而是缺乏系统训练的普通从业者。陈玉敏观察到，许多从业者不知道如何正确、快速地处死动物，导致动物没有完全死亡就被丢到外面，在痛苦中挣扎更长的时间。为此，她目前正在台湾推动养殖场严格上报处死动物的头数与处死方式，并呼吁配备专职的动物福利监测官进行监督，“但整体进展非常缓慢。”动物福利第一次出现在我国法律是在2004年，《北京市实验动物管理条例》提出“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维护动物福利”，但未涉及农场经济动物。直至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增加了一条规定：“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导畜牧业生产改善畜牧繁育、饲养、运输条件和环境”，才更进一步推进了对经济动物的权益保护。2014年，中国首部农场动物福利标准《农场动物福利要求 猪》出台，要求猪场设有弱、残、伤、病猪只特别护理区，保证猪能够自由转身。此后，肉牛、肉用羊、蛋鸡、肉鸡的相关标准陆续跟进。欧洲不少国家也逐步开始取消养殖场的限位栏。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动物保护法治研究所所长钱叶芳认为，这些规定整体上“还是很有限”。根据我国疫病控制中扑杀动物的福利标准，对染疫及疑似染疫动物应采取电击、气体或药物等方式处死，这意味着前述胡松所在养殖场在疫病暴发时的处置方式，已经违反了相关规定。钱叶芳认为，从法理上说，如果染疫动物都要求人道扑杀，弱猪和非染疫动物同样不应以摔死等方式处置。但现实是，相关标准目前仍处于倡导阶段，没有强制力，难以监管。即便如此，已有一些养殖企业开始在体系内部主动寻找能够改善的空间。国内一家大型养殖场经理刘垒垒说，近年来他们开始与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动物福利国际合作分会对接。协会依据《农场动物福利要求》团体标准到现场进行考察与资料审核，通过后的企业，将会得到由协会颁发的“福利养殖奖”。企业可将相关标志印在食品包装上，消费者也可在官网查询获奖企业，自主选择是否购买这类来自高动物福利养殖场的肉类产品。刘垒垒介绍，考察范围主要包括养殖、运输和屠宰三个环节，其中涉及诸多细节。以养鸡场为例：每日需保证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抓鸡的方式和时间要合理，避免造成惊吓；运抵后需静置，待鸡情绪平稳；屠宰过程中要设置挡板，不让鸡看到屠宰现场等等。但刘垒垒也坦承，这套机制目前仍不完善，质量体系、控制程序、备案等工作尚未建立，消费公信力也没有真正确立，“这还有大量的工作，不是单单一个标准能够完全支撑起来的事情。”此外，在招收员工时，刘垒垒会提前告知应聘者养殖场的环境和偶尔需要处死动物的要求，并有意识地招募夫妻工，让他们在高压环境中能够彼此照应。“不然会憋闷的，烦躁的话很多事情就做不了，养殖场里一切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在他看来，改善动物福利并非单纯的道德考量。减少从业者的心理压力，同时也能提高动物的健康水平和畜产品质量，对人和养殖场的运转来说，都更可持续。养殖场员工面临的道德困境出乎冯翊预料，当他把自己的观点分享到社交媒体时，却遭到两面夹击。肉类消费者指责他同情心泛滥，站在“道德制高点”；而动物权利者则认为动物和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冯翊不过是用这种方式维持使自己盈利的残酷剥削体系。台湾著名学者、《人性的镜子：动物伦理14讲》作者钱永祥认为，很多问题无法得到终极解决，但至少可以被看到，并有所改善。吃肉的人究竟能不能谈动物福利，钱永祥认为是可以的。他坦承自己也并非素食主义者，也理解有些人没有办法不吃肉。但无论是支持哪一方，共同的观点是：对于动物产品，我们仍然需要一个公共空间建立共识。就在冯翊以为自己能够坦然接受这一切时，却在某天发现自己“病了”，他总是想吃东西。猪场是封闭式管理，点不了外卖，冯翊就用清水煮面条，再加点盐调味，吃到恶心才去工作，“保持自己长期处在一种‘撑’的状态。”在猪场封闭式待了两个月后，冯翊胖了十几斤。走出猪场，他觉得恍惚，连听到汽车鸣笛声都感到害怕。他以为是因为压力太大，但紧接着是长达三年、与猪有关的梦魇。直到2025年8月，冯翊浏览到一篇文章，才终于明白如何解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他确诊了PITS——施暴诱发型创伤应激障碍。2021年一项英国研究显示，长期直接接触畜禽养殖的一线从业者，抑郁与焦虑发生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普遍存在内疚、羞耻、恐惧、情绪低落等负面心理状态；其中养猪户抑郁风险最高，可能患病率达47%。不少相关研究还表明，此类心理压力还会引发失眠梦魇、酒精依赖等问题，并与从业者攻击性增强、犯罪行为上升存在显著关联。而在心理学上，相关研究认为，养殖场员工面临的是一种道德困境。当一个人的实际行为与道德理想行为相矛盾时，这种冲突会让人进入道德失调的状态。若这种冲突未得到解决或持续加剧，则会进一步变成道德困扰，最后发展为持续性的道德创伤。秦季认为，在养殖场，一个有同理心的员工，本来更有助于照顾好动物；但这份工作的性质，又恰恰要求他不断压抑这种同理心。为了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下撑下去，人往往需要把自己一分为二——一个能够在工作中完成杀戮的自我，和一个在日常生活里还能正常存在的自我。但这种分裂本身，就是一种持续的损耗。在她看来，这从来都不是个体的心理健康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李叶在养殖场照顾的小猪们。受访者供图在养殖场的六个月里，李叶甚至开始有些厌恶自己。白天在养殖场看见别人摔死小猪，晚上回去浏览到恶性社会新闻，躺在几平方米的单人宿舍里，房顶上的蝙蝠叽叽喳喳，李叶想到自己所看到的、所经历的，开始莫名其妙地犯恶心。“我也犯了不少错，我袖手旁观，我没有能力去改变也是一种错。”李叶的脑袋里开始有两个小人在辩论，她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总是吵得她睡不着。在学校，李叶上过一门叫动物福利法的课，老师告诉她，“我们可以让经济动物在死去前过得稍微幸福一些。”李叶抱着这样的期待来到养殖场，她和每天上班第一眼就能看见的那头母猪变得渐渐熟悉起来。李叶偶尔蹲在那头母猪旁边，给她看手机里宠物猪的幸福生活，“你看人家过得多好。”原本躺着的母猪，会站起来舔舔她的手，抬头看着她。（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冯翊、李叶、胡松、秦季为化名） 特约撰稿人 金晶 新京报记者 胡倩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杨利

中新网固原6月10日电 (记者 李佩珊)6月10日，记者走进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多个朝那鸡标准化养殖场，鸡舍整洁有序，自动饲喂、智能通风设备不停运转，一筐筐新鲜鸡蛋源源不断分拣装箱，一派产销两旺的热闹景象。依托闽宁协作帮扶力量，当地特色朝那鸡产业迎来产蛋高峰，小小的鸡蛋成为群众增收、集体致富的“金蛋蛋”。

孟塬乡椿树岔村朝那鸡标准化养殖场由100万元闽宁协作资金扶持建成，现存栏朝那鸡1.1万只。养殖场务工人员王彩慧忙碌地穿梭在鸡舍间收捡鸡蛋，她告诉记者：“我每天分两次收鸡蛋，一天能收220至230盘，在家门口就业，收入稳定又方便。”截至目前，该养殖场鸡蛋销售额已达9.6万元，有效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城阳乡城阳村的养殖基地同样一片繁忙，外地收购商正忙着搬运装车。这座投入150万元闽宁协作资金打造的养殖场，存栏朝那鸡1.5万只。西吉县鸡蛋收购商马存明常年往返于此收购鸡蛋，他直言：“这里的鸡蛋品质优良，市场认可度高，我每次的预订量都超过2000盘，走货快、口碑好，是市场上的抢手货。”据城阳村党支部书记付永刚介绍，近20天村内鸡蛋销售额突破20万元，周边多地商贩纷纷排队下单，产品销路十分广阔。

多年来，闽宁协作持续为彭阳特色产业发展赋能。彭阳县累计投入协作资金1600余万元，新建、改造12座标准化朝那鸡养殖场，配套全套现代化养殖设施，并建成鸡蛋分拣营销中心。同时，当地着力打造特色品牌，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拓宽销路，构建起完整的全产业链体系。2025年，彭阳县朝那鸡饲养量突破215万只，全产业链总产值超1亿元。

中新网三明6月10日电 (雷朝良)“三明森林茂密，人文底蕴深厚，学校积极帮助我们发展事业，让我们有很深的归属感。”刚刚忙完学生毕业论文答辩，来自台湾的三明学院副教授王志玮近日又开始着手安排期末教学。在他看来，这所位于闽西北山区的高校，不仅为台湾教师搭建了事业发展平台，更让他们感受到了“家的温度”。

来自台北的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武丽君，正以科技特派员身份帮助大田县一家铁皮石斛种植企业规范管理，对接沙县小吃供应链，盘活产销。目前，三明学院已有42人次台湾教师加入科技特派员队伍。三年来，台湾教师主持参与服务地方课题近60项，开展生态文化等研究服务项目20项，有力推动了当地两岸乡村融合发展实践。(完)

幸运的是，这样的遗憾如今正加速得到弥补。2023年，浙江绍兴市稽山中学改扩建施工时，工人发现大量精心加工的木构件。依据考古前置制度要求，项目马上停工对遗迹进行原址保护。随后，绍兴稽中遗址考古工作正式展开，逐渐揭开越国都城的神秘面纱。“先考古、后出让”，考古前置，无疑是新时代文物保护工作的一个亮点。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广东广州越秀区闹市间，多个朝代的砖砌墙基遗迹被发掘出，为研究古代城市扩张提供直接证据；河南洛阳洛龙区，周边高楼林立，正平坊遗址安然伫立，诉说着唐代人的里坊生活……广博华夏，通过考古前置，一处处遗址免受破坏，勾勒出鲜活的历史场景，填补历史轴线的“空白”，以更加丰富的细节镌刻着历史信度。

由此，更能理解“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江苏南京地铁五号线夫子庙站，现代列车线路和从宋至明清的道路遗址共处一方空间，将历史垒层直观呈现，给人以古今同频之感。古遗址、老建筑是凝固的历史，镌刻着地域的人文记忆、民俗风情与发展脉络。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才能让城市既涌现日新月异的活力，也拥有历久弥新的韵味。

由此，也更能理解，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当最早的“中国”二字被发现于青铜器何尊之上，当“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出土于新疆和田，当五乳神兽镜上“中国人民”的铭文表露出先民对家园的祝福……中华文明延续5000多年的璀璨光辉，化为我们心中的深沉热爱，这份精神滋养更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澎湃力量。

考古学追溯文明的来处，也是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锦囊。当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如何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从古代丝绸之路的声声驼铃中，从亚欧早期文明互动的考古发现中，我们更加明白“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如何创造美好生活、开辟光明未来？那就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弘扬好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多贡献。

在江西省会城市南昌，美国犹他州师生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江南名楼”滕王阁等地“city walk”，探寻古城底蕴；在江西财经大学附属中学，中美青少年同台唱歌、互写贺卡。本次参访活动志愿者克里斯汀·莱利(Christine Riley)在旅途中度过了生日——十几名中国学生为她齐唱生日快乐歌、并送上贺卡，她认为这是“72年里最好的生日礼物”。